政策落实进展缓慢
　　
　　今年3月1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部联合下发了《城镇廉租住房租金管理办法》，规定“廉租住房租金实行政府定价，并与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该办法将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
　　
　　 对于这份文件的意义，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的评价是：“最重要的就是明确了一点：在廉租房这件事上，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
　　
　　 其实，廉租房的提法早在1998年就出现了。当时，为了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改革制度，加快住房建设，国务院专门出台了23号文件，提出对应不同收入的家庭实施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并为此划分出3个层次：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中低收入家庭买经济适用房；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房。
　　
　　 次年4月，建设部会同财政部等中央主管部门出台了《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市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地区廉租住房的具体实施方案并负责廉租住房的管理工作。
　　
　　 “虽然有了廉租房管理办法，但各地并没怎么执行，因为当时住房的发展重心在经济适用房上。”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投融资中心主任尹斌告诉记者。
　　
　　 办法出台1年半之后的2000年10月，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谢家瑾发现，只有天津、广州、青岛等少数城市进入了建立廉租住房制度的实际操作阶段，半数以上的省市还没有制定廉租住房的筹集、建设、管理及申请、审批办法，“各地并没有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来落实。我国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进展较慢，这种状况离住房新体制建设的要求、离广大低收入职工家庭对政府的期盼差距较大”。
　　
　　 尽管她当时就强调，“随着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结束，住房商品化、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政府行使住房保障职能的重要性、紧迫性也越来越明显”，可是，到了2004年7月，当时召开的全国住宅与房地产会议上却传来了这样的信息：“廉租住房制度对于保持社会安定和低收入居民生活意义重大，但是目前面向城镇最低收入居民家庭的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进展缓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位研究者指出：“地方政府如果在住房保障上投入大了，损失的至少是机会成本———这里面有GDP，有政府得利。但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约束或激励政府将注意力投向住房保障。”
　　
　　 公开资料显示，全国312个地级城市中，有148个启动了廉租房工作，其中在一些大城市还逐步形成了一套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和程序。但对于全国的总体发展状况，尹斌的总结是：“起步晚，规模小，问题大”。
　　
　　政府应当强化责任感
　　
　　由于廉租房制度实行了集民政低保和居住困难为一体的“双困”准入机制，这样的筛选标准，导致其覆盖面非常窄，受益人群特别少。
　　
　　 “最低收入的提法，缺乏道理。”尹斌认为，单纯依靠低保体系中最低生活保障线来核准廉租资格，难以促其良性运作。
　　
　　 他举例说，北京当初将经济适用房的销售对象设置为年收入0.5万－6万元的家庭，并确定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覆盖人口范围分别是15%、80%和5%。但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目标人群的覆盖面设定得明显过宽。在这个覆盖面中，年收入三四万元以下的家庭占到了50%，他们既根本无力购置合适的住房，又被排斥在廉租房覆盖面之外，成了“夹心层”。
　　
　　 “所以说，廉租房政策目前发展的最大问题是运作机制。”尹斌表示，“应该建立一套机制，以实现中低收入人群不同层次的需求。”
　　
　　 在尹斌看来，廉租房政策既应考虑无力购房者，还要将“阶段性”
　　
　　 无力购房者———如毕业后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等———纳入其中。
　　
　　 主管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建设部去年召开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座谈会上，谢家瑾就指出：目前我国的廉租房制度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资金筹措、保障方式、覆盖范围等很多方面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发展；许多新的问题，如农村进城务工群体的住房问题、城镇最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间的“夹心层”家庭的住房保障等，都是下一步重点解决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