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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能代表中国民营企业的体制内组织正在重新审视自己,很多企业、很多人的未来将受到这次变革的影响
经过半个小时的等待与通报,李志沿着略带破损的水泥楼梯爬到三层,推开一扇漆成红色的单薄木门,一张式样老旧的办公桌出现在眼前,桌上摆着当做水杯的敞口罐头瓶。十分钟后,他离开这间办公室。
“有一种矛盾的感觉,刚刚我接触的既是繁缛的机关也是高效的商会。”李是陕西一家民营装备制造商,他希望进入军工领域,尽管并非工商联会员企业,他仍在最短时间内获得了期望中的政策信息帮助。
一幅画卷随着李的感叹展开,北京皇城根下北河沿大街93号,这个虬枝覆罩的朴素院落似乎凝固着太多传统,然而变革的种子已悄悄发芽。时代曾选择由工商联承担来自国家和民营企业界两方面的信任与委托,现在它尝试通过更市场化的方式扮演自己的角色,并努力以“双重代理人”的身份在体制内争取更多话语权。
第一章 复兴商会
2007年3月30日,北京明翠庄宾馆,坐在长桌四周有沉稳的耆宿,也有语速飞快的青年,让这些商界风云人物聚在一起可不是件容易事,全国工商联会员部部长刘红路很高兴没有人迟到。
与以往不同,这次工商联直属行业商会年度工作会议12年来首次增加了考核商会工作的程序。三家商会被含蓄批评。几位秘书长在下面小声议论,认为评价标准主要是参于内部活动积极与否而不是外在影响,有失公允。
很少有人滔滔不绝,也没有人敷衍了事,所有会长发言串联起来如同一幅2007年民营经济产业地图。最后总结发言的是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哲洙,这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人,“你们在火线,我们在一线”,他对各商会秘书长说,“千万别以为‘商会’就姓‘商’,商会也离不开‘政’字,离不开‘德’字。”他建议商会要加强向外沟通,“大家做的都是求人的工作,春节前我们也拜访了好几个部门。平时打个电话也好,从来不走动是不行的。”
下午2点左右,当这个以饥饿结尾的会议结束时,每个参会者仍带着未尽的热情。
全国工商联门前挂了两块牌子,其中一块是“中国民间商会”,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在文本中常会被放进括号的名称,但情况也许将发生变化。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黄孟复4月初在北京接受本刊专访时提到,工商联从一开始就是“商会”,但“大家往往不把工商联看作商会”,不过随着工商联名下各种直属和挂靠商会数量的不断增加,其从“更像一个行政机关”的商会向真正的“中国民间商会”转型的步伐显然正在加快。
具有商会性质的同业公会是1953年全国工商联成立的基础,在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商会作用逐渐淡化。1977年2月,全国工商联恢复运转,然而商会精神的复兴却是个缓慢过程。目前全联有直属行业商会26个,非直属行业组织近8000个,其中2/3在近四年内成立。颇受国际关注的新能源商会产生于2006年,“这是新能源产业的豪华俱乐部,国内没有任何活动能将这些企业家聚齐”,商会秘书长曾少军骄傲地说,“但这些猛烈厮杀的对手愿意坐在这里研究一个行业的未来,吃饭时还能相互敬酒。”
那些最富活力的企业家与工商联在商会层面的合作往往从偶遇开始,然后演变成一个丰富多彩的故事。2004年3月,天发石油董事长龚家龙与助手王俊峰去商务部办事,要找的人刚好开会,他们徘徊在走廊里闲聊。龚忽然想到不久前去中东访问接待他的都是商会,“商会很厉害呀,要不咱们去民政部咨询一下,也成立一个?”龚说,王俊峰认为民政部可能不管这事,应该去找工商联。他当即给熟悉的会员部部长刘红路打电话,刘的答复是“可以啊,报材料吧”。
风生水起的并购公会本拟挂靠在商务部,成立之前,现任并购公会会长、原万盟董事长王巍就与业内志同道合者每年编纂并购报告,评选十大并购事件,然而商务部当时负责接洽此事的人后来因病去世,挂靠的事就搁置了。也是偶然的机会,并购公会最终“投靠”全国工商联。
“我们只管三件事:秘书长之上的人事任命,财务审计,重大活动备案”。刘红路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在石油商会的会议室里挂着三幅照片,分别是发起会、筹备会、成立会时的合影,完整呈现了组建工商联直属商会的全部程序。最后一幅照片上的时间是2004年12月11日,这是个精心选择的日子,按照中国入世协议,在那一天零售终端将开放。龚家龙位于每幅照片的中央位置,从照片上看不出他和身边同样面挂愉悦笑容的副会长曾就权力分配问题有过小小的争执。这些争执如同电影第一幕中镜头漫不经心扫过的水果刀,将在之后的剧情中发挥作用。
石油业商会成立第二天能源局就邀请会长龚家龙去参加座谈,“他兴冲冲地去了,这证明政府认可这个商会的存在,可以倾听你的声音了,政府也希望有这样一个渠道”。王俊峰回忆。在成品油批发零售资质等相关政策制定中,政府都曾征求商会意见,有时通过工商联,有时直接找来,也的确尊重商会取消了某些不利于民营油企的条款。
“接受我们,工商联是拿出了勇气的,”王俊峰说:“其他商会还可以帮着政府部门说话,石油业商会站出来明摆着是撬动别人既得利益的,要挤出一条缝隙,这是站在既有游戏规则对立面的商会。”石油业商会内部分歧逐渐扩大,矛盾重重,工商联左右周旋,做了大量弥合工作。之后虽然有人离开,龚家龙又突然被捕,商会本身经历短暂动荡后却已有起色。
面对并购公会,工商联需要另一种勇气。王巍高呼并购公会就是要“结党营私”,“我们没必要给自己找个婆婆,一定先使会员受益。等影响扩大了,我们再为行业、为社会多做点事”。 让工商联给说这番话的一群人当“婆婆”,“思想接轨”首先是难免的。
活跃的商会总要“搞事情”,并购公会成立第一年,工商联高度监控。上海律师费国平就顾雏军案件写了文章发在网上,引起地方政府不满,费以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理事身份署名,于是对方给工商联打电话,“既然是有组织的人,组织就要负责呀”,接下来王巍作为会长要去工商联“检讨”。某些提案通过工商联修改后,并购公会认为磨去了棱角,而工商联认为是“使之更成熟”,不同的表达背后是两种逻辑。“但是我们都互相尊重,而且都在提高包容性。”王巍说。
“工商联的商会组织不同于由行业管理部门转型而来的协会”,和君创业总裁李肃评价, “它们没有官僚气,是更市场化、社会化、精英化的商业组织,以企业家为主导,能够以相对宽松、自由的方式组建,并敢于代表民营企业去冲政策、造舆论,进行特定的商业活动,表现出完整的权益性。”
第二章 拯救危机
农历正月初八,年味还未褪尽,各地工商联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工商联印发的《关于指导民营企业加强危机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一个月内,这份文件传遍大江南北每一个会员企业。
《意见》产生的源头可上溯到2004年,那是全国工商联第一次举办民营企业首脑沙龙,主题为“宏观调控与民营企业战略思考”。据一位参会的企业负责人向本刊透露,在那次会上最激动的是钢铁企业, “凭什么大国企参加发改委政策制定,就要把我们多少多少规模以下的全给掐死,不让我们批项目,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当时铁本刚刚随着宏观调控铁幕落下而轰然倒地,工商联高层隐隐感到,随着民企大型化的趋势,“一些过去不成问题的风险将暴露出来”。
这种忧虑在2005年举办第二届首脑沙龙时已成为现实,沙龙主题就定位在“民营企业的风险防范和危机处理”,会议地点在秀丽的广西桂林,据一则报道描述,是“寓座谈、漫谈等活动于轻松的休闲形式。”这与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的记忆截然不同,“大家情绪很低落,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谈论的最多的竟然是自己的‘棺材钱’在哪里?”唐万里出来讲了话,唐感叹“危机其实就一直潜伏在不起眼的角落,随时准备向你发动致命攻击”。唐氏兄弟经济上的窘迫更让参会者心惊,“有人提议是否每家出50万成立一个基金,万一哪天出事,至少还有钱请律师,安顿家人。”文苦笑着说。
德隆出事后,工商联曾为拯救上下奔走,他们认为,德隆有错就要认错,但它拥有许多非常优质的企业,先破产再卖掉,不仅毁了德隆这个已经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的品牌,也会对这些优质的、本应该更好发展的企业产生不必要的冲击。当时曾考虑为其引进境外资本,终因经验不足介入已晚并未成功。但出事后已经躲起来的德隆高管,是被工商联出面力劝出来面对现实的。德隆的主要领导站出来,才协助有关部门理清了旗下170多个子孙公司的账,不然“谁也搞不清楚”, 参与了德隆危机处理过程的一位内部人士透露。
德隆事件带给工商联的启示是多维度的,李肃认为至少工商联由此逐渐明确了一个逻辑,即,在大型企业发生危机时,首要的态度应该是处理问题的同时保护企业,“应该将企业和个人分开处理”。 而拯救企业,首先要有“方案”。这个经验,很快就被应用到了不久后发生的科龙事件上。
如同处理德隆系一样,相关部门在第一次召开关于格林科尔系的会议时并没有邀请工商联参加,但工商联得到科龙出事的消息后就按照上述思想迅速地组织了一套重组方案。所以,当国务院第一次会议开过后各方都还没有拿出解决办法时,工商联手上的这份方案就及时发挥了作用。在第二次危机处理会议上,工商联获邀参加,并很快得到国务院授权,代表产权方解决各种产权问题。顾雏军飞快地接受了工商联这个“自动送上门”的大救星,并第一时间授权给工商联全权处理产权问题。因为对于顾雏军来说,那个时候,还有谁能比工商联这个有权力背景的“娘家人”更值得信任呢?
据说,工商联介入重组谈判后,每一笔交易谈完都要将方案送给顾雏军,顾同意,就照办,不同意就再去谈。可以说,在科龙的危机处理过程中,工商联的表现多少有点“侠客行”的意味。没有人要求它一定这样做,但它努力去做了。并以此证明自己不仅作为联系非公经济的纽带,而且作为民营企业的后盾而存在。
2007年2月2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副主席孙晓华以及江平、贺卫方等国内著名法学专家和多位企业家齐聚工商联主楼224会议室,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从涂景新案反思民企维权体系”。 2006年12月12日,被海南省司法机关以侵吞公款罪一审判为死缓的江西省新大地总经理涂景新,在被关押七年之后终审判为“无罪释放”。工商联一开始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派专人对涂案进行申诉,整理成册的备忘录达21万字。胡德平希望工商联和公检法部门在民营企业维权问题上能形成联席会议机制,还特意提到希望以后处理此类问题时“别老是由几个积极分子起作用”。
在个案式的拯救中,工商联某些领导被民营企业家赞为“古道热肠”、“侠客”,这一评价也暗示了其中浓重的个人色彩,或者说,道义上的支撑大于实际效果。《关于指导民营企业加强危机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可视为以组织形式首次公开参于危机管理,从内容看,《意见》仍属于提示性、预警性,但却是其探索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关口前移的先声。
一个被工商联非常看重的商会目前正在筹备中,即“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商会”。“很多问题都出在上市公司,证监会进驻一查就完了,证券市场披露后马上股价大跌,银行就来收债”,这种恶性循环近年来已经一再上演,对此,黄孟复主席认为,可以通过组建这样一个商会,把民营上市公司组织起来加以引导和服务,用更积极、更主动的方法去预防和提前化解危机,一个企业长大不容易,倒台却很容易,但企业垮掉了,遭受打击的不仅是企业那几个领导者,也包括社会,包括员工。
关于民企的危机处理,工商联还有一个计划,即成立一个基金,主要用于危机处理,企业或者企业家出事了,先从基金拿钱把企业稳住继续发展。但由于涉及金额巨大,实际操作起来也有难度,因此计划提出好久了却并未进入实质性议事日程。有人透露,由工商联和光彩事业促进会牵头,全国五十二家民营企业共同参股组建的光彩四九集团可能成为自救平台的试验田,传其已经参与重组龚家龙持掌的天发系。
“如果有这笔钱(基金)托一下,唐家兄弟和顾雏军挺到股市飞涨的2006年,开会时他们可能仍坐在显眼的位置。”这句话所描述的情景,也许只能作为一种想象而存在,但工商联的良苦用心和积极应对的姿态,或可值得民营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深切关注。
第三章 组建实体
复兴商会,拯救危机,仅是工商联转型最明显的信号,工商联正试图将零散的片断连成变革的主题,充实这个主题的将不再是文件和口号,而是规划中的实体,这些实体以商会为依托、以金融为纽带。尽管本身并不具备组建类似实体的权限,但工商联已有成熟的方案与相关职能部门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