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从我国住房人口结构角度看——

2020年以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处于人口抚养率最低的黄金期（即是家庭负担最低，家庭人口数量是最大、挣钱、花钱的速度是最好的）。这个时期恰恰是我国改革到了今天城市化需要大量发展平民住房，改善居住条件的一个好阶段。

虽然到2020年以后我们进入了抚养率的从低到高转折的点，但并不表示2020年以后10年当中，抚养率就真成了家庭负担。劳动部提出的2020年老有所养的问题基本上解决后，家庭帮助使老年人可能有更多的钱去帮助子女买房。

1980年左右是我国的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期，新增人口到2020年左右正好在20～40岁之间，是我们的人口最高峰。它的概念是什么呢？也就是说20～30岁之间的家庭住房需求是刚性的，就是要结婚、生孩子，需要住房。30～40岁之间的大部分人收入高速增长，有变动原有住房、提高生活质量需求。所以这两个需求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持续很长时间，慢慢的我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就变成了“桶形”了，就不分老年人更多了或年轻人更少了。这个结构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人口增速的需求状态。从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来看，抚养期或者是人口红利期恰恰是收入最高的时候。

    任志强先生认为，2002年以前也有一个房价高增长的过程，但那时人均收入增长是9%左右，是房价增长的3倍，所以没有人说房价高增长，国家也没有采取措施去调控，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房子是卖不出去的。从2002年以后，我国房价增长比较快，每年增幅大概是3.5%，但收入增长更高，扣除物价指数以后还有15%，城乡加起来还有13%。而房价并没有达到这么高，就是找不到收入增长速度低于房价增长的一个依据。

    从1998年到2003年商品房价格和居民收入、消费支出的变化可以看出，增长率最高的是户均年收入，而房价增长率是最低的。通过对全国主要城市房价进行核算，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加上江浙、广东3个省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房价以外，其他的省市都是低于全国平均房价的。这3市3区占全国房产总量的5成，拉动全国房价基数到3 000元以上；除掉这6省市，平均房价只有1 900元，对一个人均GDP有1000～2000美元的国家来说，房价应该说低得不得了。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一个说中国房价已经高得不得了的依据来。

任志强先生认为，现阶段我国房地产暴露出来的恰恰是供不应求所引起的房价增长成为主要矛盾。现有的住房不能满足这样一个城市化率的需求，城市的住房总量应该再增加1倍或者1.5倍。

第四是从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角度看——

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时，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酒店、办公楼、商场。

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不断的提高，所有的城市如上海提高了8个点，北京大概每年平均2～3个点，而北京已经成为全国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的城市。仅仅一个西城区大概就占了北京税收的25%，全国税收的5%。只有不到7平方公里的局部就产生了这么大的税收。所以，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时，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酒店、办公楼、商场。在北京大概一个百分点就需要100万m²。那么这个数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除了住宅的增加以外还要有大量的写字楼、有大量的酒店，有大量的商业地产，才能跟得上让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的一个需求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