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圣彼得堡市那位全俄著名的女市长玛特维延科对当时还处在襁褓中的“波罗的海明珠”项目充满期待地说道，“希望这个项目的建成能让圣彼得堡的市民早日过上欧洲生活”。当时我们颇感困惑——因为圣彼得堡本来就处在靠近欧洲地理中心的位置，而且早在三百年前沙皇彼得一世就已经把这座城市定位为一个欧洲城市了。

我们急于找到圣市与欧洲其它城市之间的差别，并且最终找到了——除了城市风格之外，在城市定位、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设施和城市生活等诸多方面，目前的圣市与西欧发达国家的城市确实还存在着不少差异，而最主要的差异就是“人性化”和“生态化”的程度。

爱德华·斯通是全球规划设计界领袖企业EDSA的创始人，是当今世界规划设计界的元勋之一。斯通先生认为——当代的城市建设必须植根于人性回归，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满足功能的要求和体现对人们生命质量的关怀。他说，城市设计要注重人的使用，注重人的感觉，注重如何在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得到思想、精神以及身体上的快感。他还说，大型城市要特别重视公众的开放空间，完善便利的快速交通系统，建设更多的步行导向社区和远离车辆的散步休闲场所。斯通先生的思想正好是对我们研究俄罗斯项目以及中国项目的重要提醒。

当前如火如荼的中国城市化运动似乎没有太顾及这些。GDP增长的陷阱、标志建筑的形象、政务中心的权力象征以及对“国际化大都市”的梦求，使得我们的许多城市的形象和气质如出一辙，这无疑是注定会被后人批评的一种文化破坏。

“生活”备受关注

正当我们在为城市的文脉消退、人脉变异和地脉衰微而痛心扼腕之时，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在提醒我们要关注人的生活。我们不经意地发现，近几年来“生活”两个汉字越来越受到企业和市场的关注和垂爱，请看——

杜邦公司：“化学，使美好生活更美好”；

万科地产：“建筑无限生活”；

合生创展：“优质生活，完美体现”；

万通地产：“创造最具价值的生活空间”；

亿达地产：“创新生活”；

齐鲁置业：“传承经典，创新生活”；

海信地产：“建筑·品质·生活”；

奥林匹克花园：“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中信泰富广场：“享受时尚生活”；

棕榈泉别墅：“生活是一种身份”；

绿洲康城：“纯正生活观”；

百隆厨具：“让生活更美好”；

惠达卫浴：“精于品质，专于生活”；

水井坊酒：“中国高尚生活元素”；

五菱汽车：“品质驱动生活”；

美的电器：“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

康佳电视：“创新生活每一天”；

格力家电：“时尚生活从格力开始”；

博世家电（BOSCH）：“科技成就生活之美”；

Aris家具：“拥抱写意生活”；

茅台酒厂：“酿造高品位生活”；

汇源果汁：“健康新生活”；

DTC首饰：“玩味生活，享受自我”；

琉璃物语：“艺术成就生活梦想”；

广东双喜文化机构：“生活，因喜悦而精彩”；

亚力山大健康会馆：“不只拥有健康，更拥有精彩生活”；

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

中国网通：“轻松生活，电话导航”；

上海世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

从上述企业或者事件的理念中，我们所体味到的不只是一种营销推广的说法，而是越来越多的人士对于当代生活的深刻感悟。在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人们正逐渐把原来对于单一产品和简单服务的关注转而成为对于与人生命过程息息相关的“新生活方式”的关注。这可能是如今“生活”二字备受恩宠的本质原因。

有专家认为，“生活方式”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管理热词。在“后工业”或者“后现代”时代，以“生活方式”为核心的文化将主导企业的创造行为，新的商机蕴藏在本来就未必合理的日常生活之中。

蜕变中的城市生活

去年，某地电视台组织了一个节目，说的是让分别生活在某发达都市和某偏远乡村的两位家境悬殊的同龄少年互换环境生活一段时间。在短短的几十天里，那位城里的孩子无非是体验了一下乡间的清贫生活，知道世上居然还有那么穷困的地方，这与我们当年上山下乡一干数年的深刻体验绝对是不一样的。而那位农村孩子看到的则是梦中都不可能见到的都市“大观园”，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引起的巨大失衡让观众们深深不安。最得益的恐怕只是电视台和它的制片人、编导者们了。

我们城市人当今的生活真的就那么值得炫耀和推崇么？其实在不知不觉之间，今天的许多城市人已经在泊来文化和消费主义的浪潮之中忘乎所以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我们的物质生活确实在日新月异着，然而在这“新”与“异”的背后中却滋生着许多腐蚀当代城市社会的龌龊。君不见——

崇洋媚外。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已不只是沐浴在互联网形成的国际化阳光之下，麦当劳、肯德基、T恤衫和牛仔裤等都已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与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崇洋心态和媚外情绪实在令人唏嘘。

跟风随潮。中国人从来喜好跟风，不只是时尚生活方面的跟风，就连投资行为也盲目跟风。在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交易行为和股市投资行为中，“跟风型”也算得上重要一族。

铺张浪费。本以勤劳节俭著称的中国人现在已变得浪费成风。法国人饮白兰地是细品，中国人喝白兰地是豪饮。以“世界工厂”自傲的中国更是在大量地消耗着国内本来就相当稀缺的各种资源。

自私自利。有人无奈地笑言，我们慷慨的国人正在慷祖先之慨，慷民族之慨，慷子孙之慨，慷世界之慨和慷自然之慨。国民在生活方式方面的自私自利程度让世人为之震惊。

庸俗无知。中国的各类新型消费正迅速“崛起”，而百姓中却很少有人思考和反省那些看似不无正当但却庸俗无知的种种消费。在清明节的拜祭活动中，竟然会有些人为亡人送上纸质的KTV包房和美女等等。

攀比炫耀。“面子”是五千年文明留给我们的无数遗产中的一种。有的人甚至一生都在为“面子”而活着。于是，在今天城市人的消费和投资结构中有相当的比例是为了“撑面子”。

贪婪无止。如今的股市、邮市、车市、楼市和汇市一概红火。中国人的理财思想中普遍缺少节制，更鲜有人把个人的创富行为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维系一起。

嗜好赌博。中国人的好赌举世闻名。在世界三大赌城拉斯维加斯、蒙特卡洛和澳门的赌场中最常见的常常是中国人的面孔。在我们的同胞基因中似乎已有了不知源自何时何地的“赌性”。

造假贩假。大概没有人统计过在今天中国的市场上有多少种类和数量的假货，但我们确实随时随处可以见到假货，而且假货因为市场需求旺盛而屡禁不止和愈来愈多。

粗放不羁。与日本人和德国人的工作与生活相比，我们的工艺、产品和服务普遍太粗放和粗糙，不关注细节已经成了我们经常被洋人们看不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全球许多大城市一样，失业、贫困、缺水、浪费、污染、疾病、犯罪、滥用毒品、道德沦丧、贫富差距、住房拥挤、房价飞涨、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畸形消费、治安混乱、暴力倾向、网络犯罪、信仰危机、交通事故和官民纠葛等等“现代都市病”正在我们城市人的身边蔓延着。

在不久前由上海市社科院进行的一次名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大型社会调查中，有很多令人意外的结论，其中一个是“城市人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这个结论应该引起城市首长们的高度关注。令人费解的是，本来拥有悠久传统文明的中国城市人却如此广泛地在上述现象的浊浪中浮沉。如果中国的城市继续在西化和异化的过程中渐行渐远，当前的城市化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危害国家民族命运的行为而不是相反。

私车生活反省

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我们的GNI（人均国民总收入）与发达国家还有约三十倍的差距。然而，先前谁都没能想到，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私家车正在飞速地发展。专家预测，二○一○年中国汽车的产销量将达到1,000万辆。在已经过去一年多的二○○五年，中国为世界汽车行业贡献了23%的总增长。目前全球汽车市场的年增长幅度为4.4%，而过去五年中中国汽车市场的平均年增长高达24.2%。

发展中的中国（人均GDP尚不到2,000美元）正在私家车问题上无知地迅速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最新公布的资料表明，到二○○六年底为止，全国民用轿车保有量为1,545万辆，其中私车已占74%以上。中国人正骄傲地宣称，“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车市，平均不到5秒钟就卖出一辆汽车”，“未来二十年，全球汽车业增量的50%来自中国”，“中国将有一亿人拥有汽车”。

目前，只有上海一座城市通过“拍牌”在限制私家车。尽管车牌价已近5万元，依然难以抑制疯狂的增长——二○○六年上海市新增汽车12万辆。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每辆车动态地需要拥有路面长度10米，12万辆车即需要120万米，这相当于要占用1,200公里长的道路，而这仅仅是上海一年的增量数字。到二○○六年底，上海市的民用汽车拥有量已达238.12万辆，试问我们城市的道路（尤其是市中心的道路）在数量、成本和管理方面能跟得上吗？

人们更多地看到汽车所带来的繁荣。然而，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在中国不能鼓励私家汽车——人口众多、石油贫乏、道路投资负担、缺乏钢铁原料、停车位问题以及用油道德等等。如今在中国，10%的私家车占用了80%的城市车道，制造了60%的城市汽车污染，还消耗了50%左右的汽油。

我们正重复着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而后都在放弃的私车生活，并且忽略了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系统的公平发展。如果中国的城市家庭每家都拥有汽车，所产生的堵车、耗油及事故等问题将愈演愈烈，甚至有可能出现难以料想的灾难性效果。

新型城市不应该无限制地鼓励私家车。城市的尺度必须受到限制，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要做到方便、准时和通达。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几乎还没有一座城市真正做到了公共交通的便捷化、现代化和人性化。

许多泊来的生活方式一到中国就“走调”，而且往往是反向地“走调”。在国外，私家车主要用作代步工具，而中国的“汽车文化”却染上了攀比、炫耀和盲目等等恶习。汽车在我们这里有时变成了脱离功能的文化产品，很少有人在思考应当如何合理地购车和用车。

真希望今后能有那么几座中等规模的新城市，在私家车管制方面淘一淘经验，让那些漠视公交建设而偏爱私车发展的机构和专家们清醒一些。中国本不应该是一个鼓励发展私家车的国家，太多的私家车消耗着资源、污染着天空和拥堵着经济命脉。

在一个现代城市里，人们的交流是城市活动的原动机，而因为车多而形成的交通阻塞却大大弱化了人们交流的效率。加拿大人简·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曾提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不是靠多修路，而是通过减少汽车的使用机会来解决。最近到上海访问的英国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先生说，“英国在城市规划方面犯过严重的错误”，“我们的一些城市成了汽车高速公路城市，设计迎合的是汽车的需要，却破坏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巴黎市长贝·德拉诺埃也认为，“城市应当增加温柔的一面，不应当让汽车统治城市”。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限制汽车的拥有量。

“制服化”的中国城市

不少人一定还记得“文革”时期十亿人的服装形成的蓝色和灰色的海洋。如今，中国的城市正在“城市化”中迅速地“制服化”。我们城市的共形共性实在太明显——政府大楼、市民广场、宽阔道路、林立高楼、CBD，建筑风格参杂而不成系统，鲜见属于这座城市的本真艺术风格、人文故事和精神追求。产生这种城市的共同意象似乎有着共同原因。

其一，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化加速之前，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缓慢的、低投入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对城市发展的认识一度相当盲目。

其二，我们城市的责任者和设计者未必都系统地学习过最新的城市规划理论，而过于集中的权力又使得决策者在直接地决定着城市规划的过程和效果。

其三，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科学、艺术和哲学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尤其是艺术审美方面的知识。中国教育在艺术审美方面严重缺失，这使得规划工作的指导、制作和监督方面都缺乏水准。

其四，中国的城市规划学受前苏联的影响大。直到今天，骨子里不乏“英雄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俄罗斯人依然喜好大尺度的城市规划，而我们却忘记了中国与真正称得上“地大物博”的俄国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别。

其五，五十年前的“大跃进精神”已经根植于我们相当多的干部的行政基因中，GDP追求、好大喜功、形象主义和标志主义等等，加上我们特殊的“吏制”，干部们不得不追求在自己任期内有显赫的“政绩”和“形象”产生。

其六，致富的欲望久存于长期贫穷的中国人心中。对财富和财富象征物的追求在中国人心中尤甚。宽大的马路和高耸的大楼成了人们心中的财富标志，人们总是期待着平面的路网和立体的天际愈来愈复杂，殊不知简单方为致美。

其七，攀比心理作祟。当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演变为区域之间的业绩对比和形式对比时，我们的城市就变成了规模、速度、形象和尺度竞相争奇斗妍的战场和舞台。

其八，缺少“地球责任”。“经营城市”一度成了专家们指导政府不惜代价拼命发展的错误理念。我们的干部普遍地更加关心城市的“发展”而甚少关注发展所带来的损耗和破坏。

其九，缺乏文化的前瞻性和传承意识。城市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利用城市建设的资本和理念来传承文化、保护城市的“原生态”乃是政府和企业的重要责任。

于是乎，我们的城市演绎出来一个个形似亦神似的发展故事，而这些故事也就导致了那种在本质上相差不大的城市效果，相同的政治基因催生了雷同的城市形象。在这个时代城市规划应当和必须关注的人性化、生态化和小型化等当代社会要素却被广泛忽略了。城市化的过程绝不仅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多，而应该是加强城市综合实力和促进城市个性文化复兴。诚如罗素所言，“须知参差多态，方为幸福本源”。

偶然地，高度“制服化”的城市又会玩一次“奇装异服”。许多国人不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首都北京会允许象新央视大厦这样丑陋得毫无道理却又耗资数十亿的建筑物落户？城市规划需要一种严肃的社会态度，并非是镜花水月的奇思妙想。

圣彼得堡VS赫尔辛基

  在写这一段文字时，我正好在又一次飞往赫尔辛基并转行圣彼得堡的旅途中。之所以要先飞赫市而后转圣市，是由于本来更加顺路的经停莫斯科航线让人们感觉到既不方便也不舒服。

我到圣彼得堡已有十五次，而到赫尔辛基这才第三次。准确地说，十五次到圣市我共逗留了近百天，而在赫市呆的时间加起来不过才几个小时。三年前有一次机会，我去赫市约见一位来自荷兰的设计师。从圣市飞赫市只需要四十五分钟，从波罗的海芬兰湾的东南角跨越芬兰湾飞到其西北角。在高空上甚至可以看到芬兰湾那熟悉的地图形状。如此近邻，我却深为两个城市的巨大差异而感吃惊。

圣彼得堡在俄罗斯是相当于中国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圣市不乏古典的美丽，这座在三百余年由沙皇彼得一世亲自规划的城市有她文艺复兴风格整体的大美，由三百多个岛和七百多座桥组成的圣市直到今天仍难掩她昔日的风姿。与欧洲的许多城市相比，建筑风格颇为相似，只是老旧和破败了许多。

赫尔辛基是芬兰首都。论古典建筑的风格，赫市远不及曾为大俄古都的圣市。不少欧风的现代建筑与古典建筑混杂在一起，倒也不失协调。赫尔辛基的城市规模远不如圣市，但精巧有致的安排却让人们感到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很明显，要论生活品质，大多数人一定会选择赫市而非圣市。

本来相距才四十五分钟航程的这两座北欧城市差异巨大，起初我甚至不敢相信这么大的差异也难以发现差异的根源。直到在第一次结束在赫市的几小时飞行之旅时，我突然觉察到两座城市的最大差异是人性化的程度，而人性化正好可能是前面提到的“现代欧洲生活”的本质。

上帝真的很公平。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那里的人们过着潇洒无忧的生活，却不大在意细节。直到今天，圣彼得堡市的国际机场的水准还只相当于中国十多年前的省城级机场。在圣彼得堡，城市道路奇宽，随处的树林无人打理，破车和赃车也随处可见。

赫尔辛基则不大一样——堪称精美的国际机场，高质量的高速公路，层林尽染的路边森林。城市中随处可见协调的布局、周全的功能、生活的尺度和细腻的服务，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宜居城市。

后来，我每当想起圣市玛特维延科市长那句话（“希望让圣市的人民早日过上欧洲生活”）会觉得答案如此简单，本来就位于欧洲中心地区的圣市缺的不是欧洲城市的风骨和姿色，而是现代欧洲生活的人文精神。那是一种尊重自然和人性的当代精神。

“人性化”问题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是因为当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对精神层面的产品和服务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渴求。人性化的规划和设计代表着城市规划者的当代眼界和国际水准。

寻找城市的魂灵

许多城市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已经或者正在超过第二产业。世界正悄然进入一个“后工业化”或曰“后现代化”的时代。在先前的“工业”时代或“现代”时代，人类社会主要受制于工业技术因素的影响，而在“后现代”时代，文化因素已超越了技术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技术则退而成为文化发展的条件和手段。

我们都还记得在前些年的中国，大小事件往往喜冠以“××工程”来命名，诸如“希望工程”等等。有人说那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人多出自于工科院系，工业和技术的意识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他们行政的主导思想。也因为此，中国的许多城市一度深受工业思想的约束，直线、平面、几何体、产业化、拷贝等等工业思维左右着城市的意识和行为。也因为此，我们的许多城市在发展中基本淡忘了作为一座当代城市所应当为本土地缘文化的传承所发挥的历史文化作用。我们的许多城市正在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磨灭自己的历史文化痕迹。

城市是什么？今天的城市早已不再是当初城市源起之时的那种简单的城池与市场的组合物，也早已不仅是集中的居住地和经济的承载体。今天的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是历史的图景和剪影，是生活的主要空间，是区域竞争的主体，是地缘社会的核心，是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结晶，是场景和意向的汇聚，是建筑和环境的美学文存，是创造与控制的奇妙综合，是人口和社会相对集中的地理单元，是人类社会和国家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史记和典籍。正是城市跨时空地记录着人类文明的进展，体现着市民们的光荣与梦想。

与许多发达国家先前的经历一样，中国的城市迎来了“城市化”的大好时机，人口城市化几乎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增速在急促地进步。但是，我们过多地关注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在“现代”时代规模和数量上的发展，而甚少关注已经进入“后现代”时代的中国城市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各种新的挑战。

“要读懂一个人需要把握他的灵魂。”同样，要读懂一座城市也需要把握其灵魂。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全球来说，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文化生命的综合体。如同任何其它生命体一样，个性最为重要。个性产生差异也产生美感，世界正因为文化多元而和谐存在。城市的竞争力往往出于个性的差异，而中国的城市本来最容易有其个性，因为几乎每一座城市的背后总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并且因为这故事而与众不同。

一座城市在它进步的过程中需要形成个性化的吸引力，才能够有集聚关注度和集聚优秀人才的基础。城市的灵魂就是它的文化个性，一种由过往的历史、现在的状态和未来的故事构成的与众不同的特色。一座城市的文化特色决定着这座城市生活时间的价值及其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一座有文化灵魂的城市才具有向心力、凝聚力和竞争力。

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有近180座城市（这个数目相当于中国大中型城市总数的27%）先后提出了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豪迈口号。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一座城市真正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中国的城市普遍在追求形象、速度和经济目标的时候忽略了作为城市灵魂的文化个性。一座城市不应当只是由首长和规划师们凭空臆想出来，而应当是在那座城市所处的土地和地缘文化上“生长”和“养成”出来的，对本土文化的积极传承和创造新的文化风尚是营造城市的首要任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城不在大，有“魂”则赢。城市的真正魅力不在于其规模和形式而在于其文化灵魂。如何找寻、反思、策划和营造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建设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城市不应该成为在人文精神上“失语的都市”。

第三生活空间

城市因为商业而兴旺，商业因为城市而繁荣。

如果说“居住改变中国”的话，那么商业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居住本身只构成了人们的休息空间，而包含购物、观光、休闲、美食和户外活动等在内的泛指的商业才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仲量联行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二〇〇六年全球房地产投资总额高达9,000亿美元，其中商业地产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了38%，亚太地区的商业地产更增长了41%。当前，中国的消费品市场正在迅速发展，市场规模即将进入每年扩大1万亿元增量的新时期。

不久前在日本的商业考察让我们感受到商业如何在影响着城市魅力、影响着城市人的生活，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当今日本的商业，无论定位、规划还是经营服务都已进入世界的最前列。香港有专业人士称，中国大陆的商业服务比香港落后二十年，而香港又比日本落后二十年。也许差距未必真有那么大，但巨大的差距却是存在的。

AEON（永旺）的购物中心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规模方面都在日本甚至亚洲处于首位，在日本境内已有近百家，并且每年还在以约十五家左右的速度发展。AEON属下有三个企业体系同时在建造和经营摩尔，并且几乎全都是位于近郊或者城乡结合部的摩尔。每个摩尔的规模大约为15万平方米，几乎都呈长条形。

AEON的每一个购物中心都很成功，所以才发展得如此迅速。其成功的诀窍除了专业方面的经验之外，最突出的是追求生活体验和逛街感觉。日本女人结婚之后多在家相夫教子，AEON主要针对了这种人和中产阶级家庭。两个主力店加上近两百个品牌店的标准配置，足以让进店的人在其中逗留大半天并且一定还有兴致经常来此光顾。AEON摩尔由于其规模巨大，还有效地影响着一个地区的市政规划和土地价值。

另一个例子是福冈博多的“运河城”。与AEON的摩尔不同的是，“运河城”坐落在市中心区，体量比AEON的摩尔略大，但包含有两座不同星级的酒店。运河城的Slogen是“城市剧场”，每年在那里共有1,800余场次大小演出活动，加上错落有致的路线和综合业态配置，“运河城”创造了十年收回全部投资（由于投资建造时正处于“泡沫经济时期”，“运河城”的投资成本高于正常时期两倍）和每层租金基本一样的商业奇迹。

国内也不乏同类的例子，当上海的“新天地”很快有了知名度并且被多个城市仿效的时候，人们发现现代大都市需要一个城市级的“客厅”或者“起居室”，这是一个当地的人们经常想到要来的地方和外地的游客一定要来的地方。

当代商业高度发达和高速发展有其许多原因，例如——商品进化加速、购买能力提高、生活要求改变和交易模式转型等等。商业对生活的影响是全面的，现代的“泛商业”已经不只是单一的购物功能，而是包含了休闲、娱乐、美食、鉴赏、体验等一系列商业生活在内的场所，成为生活的重要空间。这个时代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与生活有关的理论，诸如“情感空间”和“体验经济”等等。

有人提出，泛商业空间是人们继家居（“第一空间”）、职场（“第二空间”）之后的“第三空间”。对于劳碌的都市人来说，“第一空间”是幸福的港湾，“第二空间”（办公室）是奋斗的舞台，那么“第三空间”（商场）应当是他放松精神和休整身心的基地。休闲、度假、娱乐和购物正在成为中产阶级和其他人等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家庭和办公室之外的人生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各种泛商业场所之内，这是一个比家庭大得多的“大家庭”空间。

据报道，继SOHO生活方式之后，目前美国已经有大约3,000万上班族的主要上班时间是在咖啡馆中度过，此数已达劳动全美大军的20%，并且还在以每年10%的速率增长。这意味着“第三空间”可能将逐渐“蚕食”本来属于“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领地。提供硬件的空间和软件的快乐将是泛商业的大好机会。“到第三空间去”正在成为新生活方式的代表行为。

此外，成熟中的“在线世界”正在形成一个“第四空间”，这是一个几乎可以无穷大的生存空间，它丰富了人们对商业世界的了解和利用。

据统计，中国去年的商品零售额比上一年增加了21%，达到9,890亿美元，人均消费额为761美元，比马来西亚等消费经济发达的亚洲国家还高。针对近年来潮涌一般出现的各地各型各类商业，舆论界惊呼中国商业“过剩”了。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数量的过剩和体量的过大，而是许多商业在选址、定位、规模、规划、招商和经营管理等方面不得要领，多数投资者忽视了今天的人们对新型商业形式和模式的特殊追求。仅从数量上讲，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一个人口大国所需要的商业系统还远未到达“过剩”之时。重要的是如何唤醒人们对有效的当代消费系统的专业认识和创新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

在古今中外的城市化历史中，曾经过有千古称奇的佳作，有过不值一评的庸品，也有过不堪回首的败笔。我们今天最缺少的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的思考。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和路径也不尽相同。在一些人口少而资源丰富的国家，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觉悟比我们这个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的国家更多。对于中国来说，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倍加受到政府和国民的高度重视。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需要关注五个方面的“生态”系统。

首先是“自然生态”。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创造自然生态并非易事，这是一种现代文明对传统生态肆意破坏之后再动用巨大成本去 “还债”的行为。

其次是“人文生态”，也叫“文化生态”。对于大城市来说，人文生态未必不比自然生态重要。而且，人文生态是更加可能由人来创造并且更加有文化内涵的生态。人文生态塑造安全和愉快的栖居，让人们在艺术和文化中享受城市生活。

再次是“经济生态”。对于中国城市来说，经济产业的生态直接关系到产业结构与城市的文脉、商脉和地脉之间的联系。产业的结构配比和集群养成十分重要。没有经济上的生态规划，就很难实现其它生态发展。

第四是环境生态。城市的环境不只是城市内部的环境，还必须考虑到外部和总体的环境。一个城市的发展不应该以牺牲邻里和周边的环境为代价。

最后是“政治生态”。为官一任，确实需要有政绩。传统的政绩观是靠GDP和城市形象工程来支撑的，而时代的政绩观应当是关注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绿色GDP、全局意识、城乡一体化和反哺“三农”等。

新型的城市应该是一个“超级生态场”。上述五种生态反映了可持续发展城市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五种生态的和谐规划方能创造人间和世间的至美。我们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城市”将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一座符合当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城市应当出现“五多五少”的状态——公众开放空间多、文化艺术场所多、步行导向社区多、散步休闲场所多、公共交通方式多以及高楼大厦少、丑陋建筑少、私家汽车少、形象工程少、公害污染少。

什么样的城市才最可爱和最值得尊敬？那是这样一种理想的城市——人口规模是有限的，建筑风格是和谐的，街区尺度是人性的，能源消耗是科学的，城市风貌是美观的，城市的管理是先进的，城市的品牌是鲜明的，生活系统是宜居的，地缘的文化是积极传承的，城市的未来是可持续的。让我们记住巴黎市政府优雅的规划思想：“把塞纳河畔还给那些缱绻相偎的恋人。”

二○○六年底，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被《Wallpaper》杂志评为当年的“年度最佳城市”。这让人想起拿破仑曾经说过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首都将在君士坦丁堡（伊市的前身）”。当选是因为这个城市日益强大的艺术设计力量。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欧洲文化城市”的评选活动在欧洲城市轮流举行，当选的第一个（一九八五年）是希腊的雅典，而（二〇〇七年）最新当选的是卢森堡市。希腊和卢森堡在欧洲都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这充分说明城市的魅力并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实力。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评选出当年中国的十大“和谐城市”，在二○○六年福布斯发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100强”排名第47位的重庆市位居第一。重庆位列此项榜首的两个重要理由是：首先，“人比GDP重要”。为了确保抗击百年大旱，市政府决定限制工业用电。市委书记汪洋说，“GDP远不及人的生命重要”。其次，绿色GDP试点通过国家验收。重庆已成为继北京之后的第二个通过国家验收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试点城市，并且将率先把绿色GDP核算落实到区县。

据联合国统计，二○○七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将第一次超过全球人口的一半，这标志着全球已进入“城市化时代”。据预测，二○一五年，全球城市人口将达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人类社会进入“超级城市时代”。

国外有专家预言，二十一世纪初期影响最大的世界性事件除了“美国的高科技”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一九九○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才仅18.96%。二○○○年已提高到36.1%，二○○六年底更达到45%，专家预计到本世纪中期将会达到70%左右。已经进入“快车道”的中国“城市化”的大方向不会逆转，因为发展中的中国仍然需要城市化，需要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文化进步、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和消费市场。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模式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进步和转型，城市化绝不只是一个改变规模数字的工程游戏。

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和分享财富的过程。在上古的采猎时代，人类的财富来源于人对其它物种的认识和竞争；在农耕时代，财富受制于对土地资源状况和自然气候条件的认识和改造；在工业时代，财富受制于对地球矿物质转换的认识和利用；到了今天这个信息经济时代，财富将来源于人们对新知识及其衍生品的认识和驾驭，并受制于人类对自身成长模式的反省和警醒。

如果继续以工业时代以来的“现代”生活方式成长，人类社会可能还有几十年的功夫就将走到尽头——因为人口的爆炸、因为资源的枯竭，因为环境的恶化，还有难以根绝的战争。城市，作为地球上最有代表意义的生存空间，应当为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承担起历史责任。

“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和“和谐社会”等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这些理论恰好是“后现代社会”文明对以工业为导向的“现代社会”的批判性认识。人们终于能在迅速的工业化将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破坏严重之后，在因不断增长而临近“增长极限”之后，回归到“和谐方为至美”的思维境界。

雨果说，“世界上最浩瀚的是海洋，比海洋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浩瀚的是人的心灵。”对历史富有责任的城市、责任者、设计者们和营造者们，最应该有一种美丽的心灵，因为这关系到更多的人们会不会也拥有美丽的心灵。

生态化和人性化乃是新时期城市化思维的根本，这涉及到对当代城市文明的认识层次。愿我们的城市在“生态化”和“人性化”的前路中找回历史的旧情、时代的新意和未来的理想。让我们都象安藤忠雄的“天使”一样，在新生活的追寻中找到热爱城市的理由。

一九九九年世界人居会议断言，“二十一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化确实已成为时代的潮流，问题在于我们推行什么样的城市化。今天，“新经济化”、“后现代化”和“泛生态化”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城市发展趋势，我们应该让中国为世界的“城市化史”奉献一段最和谐的乐章。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于上海